减碳论坛九月习近平访美,气候变化合作会交出什么样的“作业”?

来源:厦门市节能监察中心 发布时间:2015年08月17日 阅读(94) 分享

    九月习近平访美,中美双方都希望能拿出一个中美合作的“成果”。气候变化是中美之间最容易达成共识的领域,人们对此期望很高。

    去年十一月,在北京举办APEC峰会期间,中美就交出了《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》,分别拿出了自己的减排目标,赢得国际社会一片赞誉。

    今年九月,中美会交出一个什么样的“作业”呢?“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”是直属于国家发改委的正司级单位,显然会是这个“作业”的操盘手。凤凰网近日独家专访了该中心国际合作部负责人张晓华。

    张晓华199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,获工学博士学位。他从2003年起参与国际气候谈判,曾在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秘书处工作五年多。

    今年年底的巴黎会议,张晓华就不会再出现在中国代表团了。他将以“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高级顾问”的头衔,为联合国秘书长工作。

    张晓华告诉凤凰网,他将在纽约联合国工作一年,薪酬级别是“P5”,年薪是12-15万美元,另外还有住房津贴。他将于八月中赴纽约上任。

    气候变化成为中美关系“缓冲区”

    九月,中美在气候变化上到底会交出什么样的“作业”?

    “肯定要搞一个东西,但是现在也还在积极探索,到底看哪块儿还能搞,”张晓华说,双方都有这个需求,美国总统奥巴马希望把气候变化变成自己的“政治遗产”,而中国则希望建立“新型大国关系”。中美之间“牙齿印”不少,气候变化可谓双方少有的“共识”,最容易出“成果”。因此,气候变化也成为中美关系的“缓冲区”。

    但是目前看来,像去年11月中美联合宣布减排计划这样的“大成果”可能性不大。张晓华估计,此次九月习近平访美,气候变化的“成果”很可能是对此前规划的“落实”。他说,他的同事们也在“不断地找新点”,但“也比较不容易”。

    “说实话,也要受大环境的影响。中美彼此战略上的不信任,会影响到很多东西。你有特别强的意愿,但具体在推进的过程中,就会产生很难往下深入推进的感觉,”张晓华本人多年从事气候变化“技术转让”方面的谈判,对此深有感触。“很多特别具体的领域谈一些具体技术合作,防备心理就出来了。”

    “比如之前做的清洁能源中心,总投资额是1.5亿,结果后来就是中国7500万美元,找中国的企业;美方7500万美元只给美方的企业。其实应该多做中美合作的项目。”

    有业内人士猜测,九月习近平访美,会不会在中美的排放峰值方面提出更进一步的目标?张晓华觉得中美这方面的意愿都不太大。“应该会是落实,不会再在目标上做太多文章。”

    “今年智慧城市不是还会搞个峰会吗?可能是这种能体现双方领导力的领域还能做一点,”他觉得很可能最后的方案是一个“综合性”的东西,不会有太多“很爆炸性的点”。

    南南合作:涉及资金量非常庞大

    这次张晓华赴纽约,将为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任“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高级顾问”。

    关于气候变化的“南南合作”,媒体报道并不太多。但实际上,这一块涉及的资金量非常庞大。

    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资金,最早是在2012年6月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,时任总理温家宝宣布,中国将拨款2亿元人民币(约合每年1000万美元)开展为期三年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。

    去年九月,副总理张高丽在纽约联合国称,从2015年起每年资金翻番,将达到每年2000万美元;成立“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”。

    张高丽还说,中国还将另外提供600万美元,支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。

    张晓华说,自己赴纽约联合国的重要工作之一,就是“怎样花这些钱”。他表示,600万美元在2015年4月就已经拨付到联合国账上,协议中是18个月内花完。

    目前,被援助的国家大多数是在非洲,也有一些太平洋岛国。   

    这些钱到底会怎么花?此前外界对此了解很少。张晓华透露,根据协议,600万美元将主要花在四个领域:气候变化的抵御能力(Resilience);“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”(sustainable energy for all);气候资金;以及智慧城市。

    南南合作如今是每年2000万美元,张晓华认为以后“肯定还会成十倍地增长”。

    这么多的钱,怎么管?

    张高丽在去年称,会成立一个“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”。张晓华说,年底巴黎会议上就会宣布基金成立,现在正在起草管理办法。

    基金估计将由发改委牵头,与拟援助的国家通过双边机制来谈。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资金会通过“多边”方式如亚投行等投放。

    “可能有些人更愿意拿多边机构的钱,觉得政治意图少些,条件也会相对更公平,”张晓华说,“双边”的方式容易被人指责说有政治目的。

    “可能成熟到一定程度,我们也会更多走多边;比如现在600万美元给联合国秘书长,这就是给了成熟的多边机构。如果给绿色气候基金,也是多边机构。但目前中国大多数还是走双边的形式。”

    如果把钱给到多边机构,比如亚投行、联合国、绿色气候基金等,通常会有较为成熟的执行体系;但如果通过双边,比如投钱到尼泊尔,要找到有能力、值得信任的执行机构就比较难。

    不过,即使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援助,通常也是大部分(大约三分之二)走“双边”,少部分走“多边”。

    中国为何通过“南南合作”来援助,而不直接投钱给“绿色气候基金”?

    关于中国的“南南合作”,西方媒体报道较少。不少西方媒体认为“南南合作”是中国试图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,或者是掠夺非洲资源的一种交换方式。

    张晓华如是回应:“关键问题是,这个事情做完之后,能不能带来真正好的效果?通过南南合作他们确实受益了,我们的形象也树立起来了,这就达到目的了。你不能说我没有我自己的考虑,我也不是活雷锋,对不对?”

    中国毕竟是目前世界上排放量最大的国家,如今国力也有提高,国际社会对中国有所期待。中国国内做太阳能、风电等行业也希望走出去。可以说是“内外都有需要”。

    中国对外援助也较受欢迎。与发达国家相比,中国的技术和经验对受援助国家来说具有更强的适用性,成本也更低。

    外媒记者很爱问的一个问题是:既然中国要拿这么多钱来援助其他国家,为什么要通过“南南合作”,而不是直接投钱给“绿色气候基金”?

    “这是政治上的考虑吧,”张晓华解释。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,发达国家有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义务。但“南南合作”则是框架以外的。中国是希望明确:“我可以多做,我做了之后,并不影响你,不是让你少做”。

    也有人猜测,中国是想要有更多的话事权。

    “中国希望有更多话语权,这是肯定的。现在我们话语权已经不小了,但主要是因为我们排放量比较大,”张晓华说,中国也希望通过“多做事”来争取话语权。

    “比如我们现在做碳交易,做低碳试点,这才是我们话语权的基础。发达国家为什么在很多事上有话语权?这个话语权不光是因为它实力强,因为它的确做了很多事情,这是基础。你做得比较多,你有经验,自然有话语权。我们希望增加这个话语权。”  

    巴黎会议上,中国不会提出更进一步的减排目标

    从2003年就开始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张晓华感叹说:从早年“争排放空间”到如今,氛围还是有了很大的转化。

    “早年可能政治氛围特别浓,毕竟好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都没有发展起来,你告诉我不能排放,这事说不过去。政治博弈的成分占大多数。但慢慢这些年下来,我们国内已经很明确了,最后你不需要争空间,这空间可能你也不需要了。低碳发展和未来可持续发展,应对气候变化,这完全是一致的。对中国来说,我有的空间,你也拿不走,更多的是希望大家能够走向更好的发展途径。我不能说‘争空间’没有了,但是大家谋求合作的意图和氛围还是越来越强。”

    “比如同样一个需求,你用50%的资源来达成,我只用25%,我的竞争力就体现在这儿。第一你自己形象也很好,第二实际上也促进了你的发展。”

    因此,他对年底的巴黎会议保持乐观。如今中、美、欧的减排目标(术语叫“国家自主贡献”,简称INDC)都已经公布,大局已定。

    但有专家计算后认为,把这些目标全部加在一起,还是不能让地球升温控制在2度以下;升温可能达到4-5度,而这个结果是相当危险的。

    对此,张晓华认为,这种对“总空间”的计算有太多变量,并不能最后确定。而且目前的政治现实是:应对气候变化只能渐进式推进。

    他认为,巴黎会议不可能是由专家设定我们必须将升温控制在两度以下,所以我们有这么多排放空间,然后各国来分猪肉。“巴黎会议更多会是一个起点,建立一种机制,”他说,先是各国提出减排目标,然后一起评审。“现在的核心问题是:你怎样创立一个机制,能鼓励大家不断地去提高减排力度。即使不改目标,也能做得更好。至少不能退。现在只能是这样。”

    因此,他也认为,在年底的巴黎会议上,中国不会提出更进一步的减排目标。“巴黎会议上应该会谈些技术性的问题,大的框架不会再改了。”

    中国的“国家自主贡献”还有提高的空间吗?

    今年六月中国提出的“国家自主贡献”,虽然赢得了不少赞誉,但也有批评者提出:中国此次提出的目标,比“坎昆会议”上所提的更为弱化。

    坎昆会议上,中国提出2020年GDP碳排放强度要比2005年下降40-45%;如今是到2030年下降60-65%。专家计算后认为,这意味着2020-2030年间,碳排放下降速率只有2010-2020年的一半。

    另外,也有专家指出,中国曾承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达到15%,而如今说2030年要达到20%。十年内只增长5%,是不是雄心不够?

    关于下降速率的问题,张晓华认为速率不可能一直保持高速下降。“跟我们的GDP增长一样,肯定是越提高越慢。”

    不过他也承认,考虑到技术革新的力量,中国目前的目标还是有“提升空间”的。“中国也特别想超额达到目标,但是我们不想因为在国际上,因为达不到这个目标被别人去指责。”

    在张晓华看来,中国经济要“转型”的决心是明确的,这点最重要。

    “共同但有区别”的争论,更多只是政治意义

    近年国际气候谈判中,“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”(下文简称“共区原则”)一直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分歧之一。

    发达国家认为,所谓“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”,是1992年确定的,早已过时。如今中国等“发展中国家”无论从能力还是财力上,都已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,应该承担更多责任。而中国则认为,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,发达国家企图模糊这个标签,用心阴险。

    但在张晓华看来,对“共区原则”的争论,更多是政治意义上的。“在政治上对发展中国家来说,我不能就被你拿掉了;但实际上很多有能力的发展中国家也做了很多贡献,而且他们也有内在的意愿去做。”

    他认为“共区原则”主要是政治因素的考量,但不是影响应对气候变化最大的障碍。“发展中国家对这几个词看得很重,但是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了。”

    在他看来,真正有影响的是各国的减排目标如何设计,如何评审。“细节上、时间点上怎么来定义,这是比较重要的。”

    另一方面,协议的法律形式也很重要。“法律形式会确定巴黎协议的地位。如果你还像《坎昆协议》一样,就肯定没什么用。”

    各方共识是,巴黎协议的法律效力不会像《京都议定书》那么强。张晓华认为这份协议的关键是:必须有一个对各国自主目标进行“校正”(rectificaiton)的过程,“如果没有这个过程,虽不能说是废纸一张,至少也保障不了实质内容的严肃性。”他认为,最终协议可能会比较弱,但肯定比《坎昆协议》强。

    当年中美互骂,现在都有了共识

    谈到年底的巴黎会议,张晓华说:“现在比2009年的情况要好得多。而且我也不认为单纯的谈判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。真正解决问题还有好多因素,比如技术创新,可能是最重要的。从大的政治环境,以前是南北对峙,南方国家什么也不干,北方国家你必须得承担义务。现在慢慢地大家有了共识,我们自己也说这是命运共同体,这是个全球道义的问题。尤其是大国,谁敢在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对着干?顶多说我不同意协议这种写法。”

    国际气候谈判中,“中美之战”一向是关注点。最差的时刻,莫过于2010年的天津会议,美国首席代表潘兴指责中国减排不力,而中国首席代表苏伟则形容美国是“猪八戒照镜子——倒打一耙”。“中国公开指责美国是‘猪’!”这样的大字标题出现在很多西方媒体上。

    “从那之后,就不再互相骂了,”回忆当年,张晓华笑了。

   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如何建立互信?互相指责的怪圈如何打破?“巴黎会议就会打破,”张晓华信心很足,“这两年我们自己也到处签联合声明,中美联合声明、中欧联合声明,政治意愿这么强烈,如果执行层执行不下去,这就是工作失误。”

    不过,就在去年的利马会议上,仍然出现了中国代表退场抗议这样的事件。

    “那个是必然经常会有的,只是说,哪些是实质性的,哪些是姿态性的?谈判总不能一团和气,一团和气就不用谈了,跟砍价一样是不是?肯定就是你想买,我也想卖,最后大家总得要为这事砍一砍。”

    “砍价”导致每年的气候大会必然“拖堂”,代表、NGO、记者都跟着熬夜。不过张晓华笑着说早都习惯了:“不熬夜,出来的成果太容易达成,大家就不太容易珍惜这个成果。”

    (凤凰网:孙莹)